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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报美国特约撰稿人 袁晓明        

　　美国一家有线电视频道正在播放一部在中国摄制的纪录片，片名叫《中国崛起》，第一集副题为“城市梦想”，选择了几个典型人物来表现“中国崛起”的过程：

　　人物之一是一位摄影师，他用照相机记录城市的变迁，今天的这座城市真的堪称“现代化”。他还记录了城市中两个极端群体：富人与穷人。他到富人的豪宅里拍下豪华，到穷人的房子里记录贫穷。美国有句俗话叫“一张图画价值1000个词汇”，在那些富有与贫穷的图片对比中，美国观众了解了当今中国贫富的差距有多大。

　　另一个人物是位海外学成归来的时装设计师简妮（中国人使用的外国名字）。简妮充分利用国际化大都市的环境，成就自己的事业，她在设计方面不受任何限制，且拥有漂亮的模特队，可以开盛大的时装晚会。对简妮来说，这座城市比海外得心应手，简妮无疑是中国崛起过程中的幸运儿，她也感叹中国的体制，但她与朋友们很少谈这类话题。她也知道有许多人没有她幸运，她对此无能为力，但她相信中国会逐渐改变。从简妮的事业和生活中不难看出，她虽然不是超级富人，但她属于“中国崛起”背景下的幸运群体，她不靠关系或权力去致富。幸运的简妮遇到了“中国崛起”带来的机会，并靠自己的才能，为自己和社会创造财富。她代表着“中国崛起”过程出现的中产阶层，他们在实现“中国崛起”中的“城市梦想”。

　　“城市梦想”还介绍了另一个比简妮年长的女性，名字叫卫晨（音译）。从卫晨的住所和穿着，一望而知她所属的群体。十多年前，卫晨在一家工厂工作，有不错的收入，还有一套房子，卫晨一家的生活并不富裕，但也不贫穷。在城市变迁中，卫晨失去了工作，失去了自己的公寓，她试图通过法律程序保护自己的房子，但她失败了，甚至对儿子的前途失去了信心。她变成了城市的穷人，甚至在乘公交车时，都要选择价格更低的车型。她不得不到领退休金的母亲那里去要800元钱，但还不住地告诉母亲：这是借的钱。母亲问她：没有工作，你怎么还钱？当然她母亲不指望她能还钱。卫晨也有快乐的时刻，那就是领着儿子在繁华的大街上做橱窗“购买”，隔着玻璃窗做消费梦，再到麦当劳与儿子同吃一个汉堡，当然，对很多普通人来讲，消费麦当劳也是长时间才能有一次的奢侈。她每天看着城市在不断繁荣，但却不知道繁荣与自己有多大关系。

　　“城市梦想”用几个片断记录上海滩上的新富，但在解读贫富差距现象上，这部纪录片并没有用新富们的奢侈来表现这种差距，因为这种表现方式虽然是事实，但却简化了“中国崛起”过程中不同群体的兴起、现状和走向。

　　一个社会的崛起必然导致国力上升，并同时造就一批新富，但一个真正崛起的社会，其标志更在于：中产阶层如何成为社会主流，底层人士如何得到社会保障。过去三十年来，我们成功地通过市场经济体制，给简妮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会。但同时，社会也出现了贫富分化现象，很不应该的是出现了用权力致富的现象；更成问题的是，改革过程中对资产的不公平处理，形成了失去了工作甚至房子的底层群体。上面提到的卫晨就是其中的典型，她在企业改制和房子搬迁中没有受到公平对待。“城市梦想”特别提到弱小的卫晨与强大的开发商的法律较量。如果卫晨能够得到合理补偿，她就不至于落到从退休母亲手中要钱的地步；卫晨还失去了一次工厂里分配国有资产的机会，否则也不至于落到今天的这个境地。

　　“城市梦想”描述了简妮与卫晨两个群体的现状，但却没有评述他们将来的走向。对于简妮们，也许我们不用担心，他们年轻，有精力和能力，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他们虽有艰难，但有机会去实现自己的城市梦想。最不幸的是卫晨这个群体，他们做的是一个与简妮他们完全不一样的城市梦想，他们梦想中更多是失望，甚至是绝望的梦想。

　　不可否认，中国崛起已经是现实。但崛起的中国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却有待当下的共同努力。中国的崛起，不在于崛起带来多少富豪，甚至不在于打造出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而在于处在社会底层的卫晨们在未来是否会被公平对待。这并非中国社会才面临的挑战，而是所有崛起的社会曾经面临过的挑战。哪一个社会能帮社会底层的成员获得公平和公义，哪一个社会就是一个真正崛起的社会。在这点上，西方发达国家与一些拉美国家已经为中国提供了正反两个方面的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