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8日，离第29届北京奥运会还有一个月。北京街头，处处可见城市志愿者的身影。外省招募的赛会志愿者，也陆续于近日抵京。而100万普通志愿者，早已活跃在车站、地铁、胡同……　　“志愿者的微笑是奥运会最好的名片”，这是北京奥运会志愿者口号。1500余名前期志愿者、10万赛会志愿者、40万城市志愿者、100万社会志愿者， 奥运会的成功举办离不开他们的微笑和汗水，这是商业化体育赛事减少成本的必然途径，也使公众更多地参与其中，使体育盛会成为文化盛会和交流盛会。同时，因一场体育盛会而茁壮成长的志愿者精神也必将继续影响这个社会的后奥运时代。它必将成为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紧张与神圣
　　20岁的李光明对服务奥运充满神圣感；大三女生肖旭则为生日与北京奥运会同日而倍感骄傲
　　总部酒店“80后”
　　秦斌吸了口气，不免还是有些担心，但他沉稳地推着餐车行走在17楼的走廊里，接近那套VIP包房。
　　这个18岁的男孩走在散发着百年历史气息的北京饭店A座里。东长安街与王府井交叉口处的这个建筑群见证了100年来中国的风云际会与曲折坎坷，众多的历史人物于兹留下足迹。1949年10月1日，这里举办了“开国第一宴”，59年后，这里成为第29届奥运会的总部酒店。今年4月，桂林职业高中学生秦斌在学校的“奥运志愿者”招募中成为进驻总部酒店的服务人员。
　　秦斌以为会被保镖搜身，但是没有。他把餐车推进VIP包房，看到了中国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以前他只是在电视里看到过这位政治人物。“他们夫妇对我很和蔼，很亲切。”4月29日上午，连战在北京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为“水袖”雕塑揭幕，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与连战进行了会晤。
　　另一批招募的38名“奥运志愿者”于5月4日早晨来到北京。这是来自河南郑州旅游职业学院的学生，也是总部酒店的服务者。
　　20岁的李光明刚到北京有点“晕”。这个从来没有出过河南的旅游管理系学生对成为奥运会总部酒店的服务人员充满了神圣感。这种情绪弥漫在同学们中间，“80后”的青春因奥运而更显荣耀。
　　北京饭店的装修并不比李光明以前实习过的酒店光鲜新潮，甚至有些地方显得陈旧，但“你明显地感到它独特的政治气息”。这种气息让人荣耀并略感紧张。李光明被分配到了“送餐部”，送餐部的任务是把客人的点餐送到客房，76元一碗的小馄饨让来自农家的李光明不胜感慨。
　　李光明的工作白天夜间交叉进行，5月下旬他曾连上4个夜班。让他记忆深刻的是前不久摩洛哥首相以私人身份到中国，由于来的人很多，点餐分外繁忙。在夜间到早晨这段时间，李光明持续为首相的两名保镖送了十几瓶啤酒。
　　李光明的同学、19岁的洛阳女孩戴培培被分到饭店18层工作，这是个神秘所在。戴对自己的工作充满了自豪感，她可以经常在18楼看到北京奥组委主席刘淇召开会议，她还在这里为到访的中国国民党主席吴伯雄服务。“7月中旬北京饭店就要封楼了，那时才是我们最紧张和忙碌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戴培培将不能向外界透露她在工作中看到的一切，“这是保密纪律。”
　　引语记者
　　赛会志愿者、北京体育大学大三女生肖旭的紧张时刻早在两年前就开始了。作为2005年江西省高考英语科状元，在2006年8月份举行的“好运北京”第 11届世界女子垒球世界锦标赛中，肖成为一个“引语记者”。“那次比赛被北京奥组委看做首个奥运会‘测试赛’，所以备受关注。”
　　肖旭的工作是在每次比赛后迅速采访双方队员和教练，把他们的感想译成英文后放在场馆媒体发布的终端上，这样，各国记者就可以从终端上查到队员们的这些“引语”。这些志愿者的角色实际上是奥组委的官方通讯社。
　　高尔夫管理专业的肖旭此前对垒球赛事一无所知，她与其他志愿者一起观看录相学习垒球规则。到比赛开始时，肖旭已经可以为不熟悉此项运动的记者答疑解难。
　　去年8月，“好运北京”世界青年摔跤锦标赛举行，肖旭进行了持续一个月的培训。那次比赛只有她一个来自中国的引语记者，其他3人是美国的志愿者。当对伊朗队进行采访时，她发现对方说的是波斯语，英语全然没有用武之地。肖旭只好缠住了惟一的一位伊朗记者，软磨硬泡，请他当起了传声筒，才完成了“引语”工作。“测试赛是对一个场馆奥运比赛的预演，志愿者服务也在这个过程中积累经验。”在“好运北京”测试赛中，共有15000名赛会志愿者提供服务。
　　这样的经历让肖旭对即将正式到来的赛会志愿者工作“不太担心”。一个月前她接到了奥组委的通知书，她将在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担任奥运会摔跤比赛的引语记者。好消息尽在意料之中，显得波澜不惊，“引语记者还是很缺乏的。”肖旭的生日是8月8日，与北京奥运会同一天，她因此而倍感骄傲。
　　成长与喜悦
　　邱玉平最回味的话是:“积极的人，像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消极的人，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
　　“志愿者立方”
　　女孩王旭穿了双新鞋子，走到王府井步行街时，她的两个脚趾磨破了。城市志愿者、隆福医院护士商翠为她处理了伤口。她在记录簿上写下“用去了两块纱布”。
　　7月1日，离北京奥运会开幕还有38天，200个网点的城市志愿者开始上街服务。在以后的100天里，将有40万城市志愿者在550个网点为公众提供信息咨询、应急及语言翻译的服务。
　　8时30分，邱玉平和她的伙伴们，在一分钟之内打开了“志愿者立方”，使它成为一个服务亭。他们面前是繁忙的王府井步行街。服务亭备有宣传资料、小药箱，小黑板上的当日天气情况吸引了不少路人观看。为王旭处理磨破的脚趾成为服务亭第一起“应急服务”。
　　家住怀柔的志愿者、北京青年政治学院学生王希当天早晨5点半就起床了，但紧赶慢赶还是晚到了半个小时，这让她深感惭愧。王的同学、家住昌平的刘洋也是5 点半起床，则早到了一个小时。第一天上街，城市志愿者们沉浸在兴奋中，他们向每一个走近的路人微笑，送上北京最美丽的“名片”。
　　邱玉平是这个城市志愿者服务点的站长，她和队员们一样兴奋。在以后的时间里，她与另一位站长将带领十几位志愿者分成两组，为公众服务。
　　北京奥组委志愿者部副部长张巨明告诉南都记者，城市志愿者是北京奥运会的独创，“运动员和观众不但在场馆内得到赛会志愿者的服务，在场馆外也会得到城市志愿者的服务”。
　　骨干训练营
　　入选的年轻人经历了必要的培训。北京市东城区东华门街道团工委副书记郭燕说，志愿者要熟悉奥运知识、北京的传统文化，针对残奥会，还进行了手语及引导盲人过马路等训练。
　　邱玉平这样的“骨干”则经历了更为严格的遴选和全面的培训。今年4月，在递交登记表时，她注意到需要填报身份证号，这意味着要经历“政审”。在河南，李光明的政审早在去年7月就已进行，他老家的村委会向警方出具了证明，表明他的父母亲戚没有参加过非法组织。“政审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称呼，往届的奥运会志愿者也同样要经过相关的背景调查。”张巨明说。
　　5月末，邱玉平等来自全北京市的300名骨干在昌平的一家高校内封闭培训。到6月份时， 这样的训练营已经办到了第三批。300人被分成30个班，邱担任班里的学习委员。她学到了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的领域，比如新闻发布，“要做到有问必答，积极热情。”奥运会英语总培训师郝斌的话令她回味良久:积极的人，像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消极的人，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
　　邱玉平的能力在繁忙而充实的学习中悄然上升。“守护天使”活动及拓展训练提高了她的团队合作与沟通能力。她写的一首抒情诗被摘抄到班报上，在诗中邱热情洋溢地把青春与志愿精神联结在一起。
　　志愿者火炬手
　　奥运会改变着每一个参与者。从去年4月通过学校的“奥运志愿者”选拔之后，李光明就沉浸在快乐中:身高1.77米，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能用英语会语， 对一个农家子弟而言的确不容易。郑州旅游职业学院把通过选拔的88名学生组成了“奥运班”，他们成为近万名同学眼中的“宠儿”。
　　在培训中，他的普通话和英语口语水平得到了提高，“因为我们在北京饭店服务，直接接触国际奥委会人员，所以还专门进行了形体和服务姿态的训练，并了解各国的风俗习惯。”李光明说，他们还要熟悉各种菜式的英语名称。
　　肖旭的幸福时刻在5月16日就到来了，在江西南昌，她手举祥云火炬“跑了人生中最精彩的一段路”，“太激动了，跑得太快了，没能充分享受。”她说，自己不是明星，也不是名人，如果没有志愿者的经历，肯定选不上火炬手。
　　谁改变谁
　　肖旭为了奥运会而选择了北京高校；而邱玉平这样的“骨干”在奥运会后则有可能面临新的机遇
　　2001年7月，当中国政府宣布第29届奥运会将于2008年8月8日在北京开幕时，13岁的肖旭还在上初中，她决定奥运会开幕那天在北京庆祝自己的20岁生日。
　　高考填报志愿时，本来对上海复旦大学充满向往的肖旭决然将全部志愿选择北京和天津的学校，她成了北京体育大学的学生，尽管她对体育并没有特殊爱好，“就是想确保奥运期间自己身在北京”。在奥组委开始招收赛会志愿者时，肖旭报了名。
　　肖旭算得上北京奥运会的第一批志愿者。事实上，奥运把这个江西女孩带到了北京，肖旭也同样以自己的工作在微观上影响着奥运。在参加的两次奥运测试赛中，她以自己的工作为媒体记者提供了便利。
　　肖旭的很多同学都成为赛会志愿者，有的做了篮球或者网球比赛的球童，被球“砸死也幸福”；还有些人的岗位显得很不起眼，比如看守一条通过路面的通讯线路，向中国人说“小心”，向外国人说“BE　CAREFUL”；或者是在转角处告知观众卫生间的位置。“但大家都很热心。”肖旭说。
　　孟雅星的梦想是当一名空姐，但当2006年底昌平职业学校航空服务专业学生集体报名参加奥运会颁奖礼仪志愿者选拔培训时，她又多了一个目标。但1.65米的身高妨碍了她顺利通过选拔，在一年的培训中，她感觉自己长大了许多。即使当不上颁奖礼仪志愿者，她还希望能利用自己在英语口语方面的优势，成为鸟巢内的售卖志愿者，为以后做空乘服务积累经验。
　　李光明的人生路途则因奥运发生了转向。他学的是景区开发与管理专业，今年已经完成了中专学历，打算专升本继续学业。学校选拔志愿者时，李的哥哥反对他参加，怕耽误他的学习。但李光明和父母把服务奥运作为人生中的一次重大经历，“国家那么重视，这是百年一遇的机会。”
　　在北京饭店服务的经历显然会成为这个年轻人的一笔财富。这所豪华五星级场所所蕴含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气息让李光明大开眼界，这里的服务实践在学校学不到，其他宾馆酒楼也永远无法相比。谈及这次北京奥运之旅，李光明和他的同学们难抑自豪津津乐道。“我原来想去旅行社工作，做个导游。现在改主意了，回郑州后到大酒店工作。”李光明说。
　　另外一些学生则产生了奥运会后在北京就业的念头。“从某种意义上说，服务奥运改变了他们人生的方向。 ”带队老师郭防说，88名学生在北京饭店和鸟巢的工作，是他们以前不可能接触到的锻炼，这是一次过程+结果的磨砺。在神圣感之外，他们也有实际的考量。“ 在奥委会总部酒店和奥运会主场馆服务的经历无疑是一张够分量的就业‘名片’。”
　　像邱玉平这样的城市志愿者中的“骨干”，在奥运会后则有可能面临新的机遇。第29届北京奥组委志愿者部副部长张巨明说，这些骨干是志愿精神的最好的载体，赛后将从中提拔一批年轻干部。
　　志愿者和这个城市在互相潜移默化。更多的市民参与到了“微笑北京”活动中，争做文明市民，营造友善人际关系，这项奥组委志愿者部的主题活动起始于2006年8月，现在仍在延续。
　　志愿精神
　　“奥运会志愿者工作遗产转化”成为赛后项目，志愿精神将成为北京的精神财产是可以预见的
　　留学生志愿者
　　7月4日上午，北京东城区东四南大街，一位臂戴红色“志愿者”袖标的40多岁的志愿者告诉一位问路人:往前面走，左边一拐就是金宝街。
　　100万社会志愿者活跃在街头和车站、地铁沿线。他们可以是一位看似不苟言笑的精瘦老汉，也可以是一位圆脸上绽放笑容的大妈。
　　7月8日，由奥运会摔跤馆邀请的一批国外志愿者抵京。国外志愿者将利用自己的语言优势为29届北京奥运会服务。这一天，首批海外媒体志愿者也进驻北京奥运会主新闻中心开始服务。
　　德国人杜文凯也将在主新闻中心为国外媒体提供语言服务。第一次穿上天蓝色的志愿者服装出现在街头时，他发现路边的人都在看他。杜文凯很骄傲，觉得这套“到处都写着‘北京’的志愿者服装很帅”。
　　作为北京外国语大学的留学生代表，杜文凯是被奥组委直接录用的志愿者。23岁的杜文凯学过荷兰语、西班牙语、丹麦语等7种语言，德语、英语自然不在话下，流利的汉语中还夹带着“京味儿”。他的父母都在德国汉堡，为了留在北京，杜文凯曾经和父母有过很大的分歧，但是最终父母还是支持了他。成为奥运志愿者后，杜文凯“感觉自己是奥运会一部分了，哪怕这一部分实在是很小”。
　　“现在在北京的外国人太少，在国外的中国人太多，这造成了交流的不对称和不客观。”杜文凯想尽自己的力量弥合这些文化差异造成的误会。“我理解中国人，也理解西方人。”
　　“志愿者工作遗产”
　　评价志愿者时，北京奥组委主席刘淇说，奥运会离不开志愿者，志愿者为奥运会添彩。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向北京奥运会志愿者致词:“志愿服务是奥林匹克运动的核心价值之一”。
　　“平等、友爱、互助、积极、进取，奥运志愿者传播的是普世价值观。”奥组委志愿者部副部长张巨明告诉南都记者，作为第二个在社会主义国家举办的奥运会，29届奥运会被各界寄予更多希望。
　　在张巨明看来，志愿精神有很深刻的东西，志愿者愿意无偿为社会服务并从中得到快乐，他们发自内心的微笑对环境和社会产生重要影响。“把志愿精神普及，就是通向和谐社会的路径。”“志愿精神将成为北京的精神财产是可以预见的。”
　　“奥运会志愿者工作遗产转化”是奥组委志愿者部工作的六大项目之一，这个项目将在奥运会、残奥会之后进行，它将推动志愿服务由集中型服务向日常化服务转化，由组织化动员向社会化动员转化，由利他型服务向促进服务对象和志愿者和谐发展转化。奥运志愿精神将转化为推动北京志愿服务事业发展的资源。
　　北京奥组委志愿者部部长刘剑表示，我们将把奥运会志愿者工作的成果转化为强大、持久的“原动力”，推动和谐社会建设和志愿服务事业的长远发展。

(此稿与政改３０年一稿同属南都改革开放３０周年纪念特刊《解放》内容，未刊出）

　　一切安静下来。一个太阳，一枝风中芦苇在日轮里飘呀飘。画外配以定音的一声强击，一个点就出现了。连续六声强击，六个点出现在银幕上。
　　这是电影《苦恋》（又名《太阳与人》）的结尾。１９８０年，文化部电影局审片现场。影片的编剧白桦和年轻的导演彭宁期待着最后的热泪盈眶或者热烈鼓掌。然而，没有出现。现场一点声音都没有。审片人个个如临大敌。
　　后来，白桦告诉南都记者，这部影片要唤醒人性的复归，人性的尊严，但在当时，人性是禁忌。“艺术家总是相信以情动人，实际上是大错特错。”
　　影片结尾６个震撼圆点所构成的“省略号”招致部分领导干部的愤怒：“这部电影很恶毒，对着红太阳打了六炮”。
　　就在一年前，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刚刚开过，３２００名会议代表兴奋地说：文化艺术的春天来到了。
　　由白桦任编剧、彭宁执导、长春电影制片厂于１９８０年拍摄的这部电影，还封存在长影的片库中，至今没有公映。白桦已经７８岁，彭宁则已于前年去世。忆及当年被批判的情形，白桦告诉南都记者：“我以为在文革后所有的人都会痛定思痛，结束荒诞。没想到一切都还在继续。

大大的“？”号
　　《苦恋》主人公的原型是画家黄永玉。１９７８年他刚在胡耀帮的主持下平了反。那一年平反的文艺工作者有一大批，老舍、赵树理、周信芳、李可染、吴作人、李苦禅、郑群里等等。黄永玉一家人挤在一间１０平米的斗室内，没有桌子画画，黄永玉只能在墙上画。当时导演彭宁请白桦写一部有关黄永玉的纪录片，作为与黄接触较多的朋友，白桦很快就把电影脚本写好了。白桦认为这并不是一部纪录片，而是“电影诗”：
　　侨居海外的画家凌晨光夫妇在新中国诞生的时候，毅然决定重返祖国的怀抱，他们的女儿也在飘扬的五星红旗下呱呱落地。但这双爱国华侨却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尽迫害，女儿从小也受尽歧视。女儿觉得在这个国家已经不能容身了，决定和男朋友到国外去。凌晨光反对，女儿反问父亲：“您爱这个国家，苦苦地恋着这个国家，可这个国家爱您吗？”凌晨光无法回答。最后凌晨光在逃亡中冻馁而死，临死前在雪地上爬出一个大大的“？”号。
　　在后来持续两年的批判中，“您爱这个国家，苦苦地恋着这个国家，可这个国家爱您吗？”成为《苦恋》最大的罪状。影片中“熏黑的大菩萨”则被认为是影射毛泽东。谈及创作初衷，白桦说，想通过一个画家的不幸遭遇，揭露批判“四人帮”敌视、迫害知识分子的罪恶行径，让人们反思十年浩劫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痛苦与灾难。
　　在白桦创作《苦恋》时，《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已经发表了一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也刚于上年底开过，思想解放过程中另一著名的“潘晓”事件大讨论还要等到下一年５月。思想解放的潮水处处席卷，但是，人们思想深处的坚冰完全融化的日子还远远没有到来。
　　以“暴露”为主的“伤痕文学”正在激起大家的共鸣，与那些有一个生硬的光明尾巴的创作相比，《苦恋》的结尾无疑更有着现实主义的痛苦和深刻，但是它也让一些人感到不安甚至气恼。
１９７９年９月，《苦恋》剧本在《十月》上发表，在文艺界和读者中引起反响。一位读者回忆说，当时很是震惊！很是感动！
　　１９８０年底，彭宁把它拍成了电影，最初电影也叫《苦恋》，后来送审时改为《太阳与人》。在拍成电影时，影片的结尾已经做了改动。白桦回忆说，彭宁拍好后找他看片，他发现没有拍凌晨光临死前爬成“？”号的镜头，彭解释说，中宣部长王任重认为那个结尾有问题。两个人一商量，决定拍成本文开头所述那一幕。
　　但是电影局还是拿不定主意，决定拿到中央党校和军队上作内部放映，听一下大家的意见。年轻而心急的彭宁顾不了那么多，跑到电影家协会，借了放映厅，邀请了７００多人看片，有外国人，还有新闻记者。看过的人都说好，说片子在替知识分子说话。《大众电影》编辑部还组织了一个座谈会，请文艺界人士来讨论这部片子。结果大家还是一致叫好，还有一位导演对结尾的修改提出质疑：我国出现了这场大灾难，难道连划一个问号都不可以吗？
　　白桦在这次座谈会上说，他看自己的电影第一次流了泪，就像看到自己的孩子有点像自己的那种感觉。
　　然而，此种情形在中央党校并没有出现，这里意见很不一致，有的人说是“大毒草”，也有人说好。而军队则对他们自己的这位作家（白桦是武汉军区作家）创作出的东西表示愤怒和反对，白桦当时给一位朋友打电话说：《太阳与人》命运未定，部队上攻得很厉害。

高层的动作
　　１９８１年对于白桦而言是痛苦和无奈的一年。有本书把邓丽君作为这一年的“年度人物”，有人说她是“歌坛皇后”，有人斥之为“靡靡之音”，但老百姓热烈地追捧她。这一年还将发生很多大事，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受审、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邓小平首次提出“一国两制”。当然，这一年的年末，白桦还要为《苦恋》公开做检讨。
　　年初，由《电影艺术》和《大众电影》举办的电影创作和理论座谈会召开，白桦和彭宁携《苦恋》参加。会议主旨标明“民主、争鸣、团结”，由于大家刚刚从文革和“两个凡是”的阴影中走出来，会议气氛自然是“反左”的倾向。谢晋导演带来他的电影《天云山传奇》，大家交口称赞。与《苦恋》一样，该片也是命运未卜，有人认为它“美化右派，丑化党的领导”。《苦恋》也获得大部分与会者的肯定，但影协五位党组成员中有三位对之一直持否定态度。
　　白桦还去找了胡耀邦，“我希望胡耀邦能看看这部影片，我相信他能理解它。那时求见胡耀邦比较容易，是最容易求见的中共总书记”。文革后胡在家里搞一个“无拘无束”的作家座谈会，他对文艺主张“题材多样，作家有选择的自由”，白桦觉得“共产党从此可以面对真实了”，但后来他相信这是常常会发生的“知识分子的错觉”。
　　白桦的请求也许令胡很为难。“他一定意识到这些现象很怪异，他尽量在回避。”白桦说：他拒绝了我的请求。他告诉我：“这部影片在没有审查通过之前，我不看。昨天晚上在中南海放了这部片子，我没有去。听说有人反对，有人支持。我们家看过电影的就是两派。我的儿子是赞同你们的，我的秘书就不赞同”。他说：“希望你们的电影能够通过，然后也能在电视上放，我会坐在这张藤椅上看。”
　　尽管胡耀邦拒绝了白桦的请求，但他同时指示：再也不能以一部作品和某些言论加罪于知识分子了，更不能发动一次政治运动。“这个批判已经发生，他希望尽量早日结束，尽量温婉结束。”白桦说。
　　事实上，在社会上对这部片子开始沸沸扬扬之时，针对白桦与《苦恋》的危险已经悄悄酝酿，风气颇有几分肃杀。负责编辑《时代的报告》的诗人黄钢向中纪委写了一个报告，要求查处《太阳与人》。但中纪委对很慎重，征求中宣部和文化部的意见，后来中宣部回复中纪委：还是由文艺工作的领导部门来处理，不然会使文艺界更紧张了。
　　邓小平也看了《太阳与人》。白桦说，批判我的人反复让邓小平表态几次，开始第一次邓小平不大注意。他就说“批评可以，不要一棍子打死”。文化部的周巍峙说，要批判的话大家就要看片子。邓小平就又表示“那就不要批了吧”。
　　但白桦显然并不了解一位政治家思考问题的方式。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是有其底线的。１９８１年３月２７日，邓向解放军总政治部负责人发表了反对错误思想倾向的谈话，他说，解放思想，也是既要反“左”，又要反右。对电影文学剧本《苦恋》要批判，这是有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但他同时表示，批判的时候要摆事实，讲道理，防止片面性。
　　邓小平对《苦恋》的批判态度不免要与一年前波兰的局势相联系。１９８０年，在波兰的罢工怒潮中，团结工会与统一工人党（即共产党）形成对垒，统一工人党的统治地位开始动摇。波兰的教训使中国的领导人百般警惕。
　　时至今日，７８岁的白桦依然谈吐敏捷，思维清晰，不过眉宇间有一层淡淡的忧虑神色。“我是个很乐观的人，现在反而不是那样乐观了，也许是年龄渐渐大了的缘故。”他说，中国的机器运转得很缓慢，童年时的向往，看来这辈子是看不到了。
　　当初创作《苦恋》时，白桦并没有对这部带有实验性质的东西有过高期望，当然，也没有想到它会给自己的一生带来如此巨大的影响。

新时期的批判
　　１９８１年４月１７日早晨，白桦接到了很多朋友的电话，让他赶紧听广播，听听正在播什么。“我说这不可能，因为我知道胡耀邦曾经说过，不能因为一个文艺作品引起一场运动，他不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但我一听，果然在批判我。”
　　这一天的《解放军报》在头版头条位置发表了了《坚持和维护四项基本原则》的文章，其中有近三分之一的篇幅专门批评了文艺界的“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现象”和“资产阶级化自由化的倾向”。文章指出：有的作品公然违背四项基本原则，把我们的党和国家描写得一团漆黑，歪曲和糟蹋爱国主义，向社会主义制度和人民民主专政发泄不满，恶意嘲弄和全盘否定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像这种在政治倾向上有严重错误的作品，难道不应该批评吗？
　　第二天，解放军又用半版刊登三封军队读者来信，批评《苦恋》有严重错误。
　　4月20日，《解放军报》以近整版的篇幅，发表了署名为“本报特约评论员”的文章《四项基本原则不容违反――评电影文学剧本<苦恋>》，指出《苦恋》“散布了一种背离社会主义祖国的情绪”，是“借批评党曾经犯过的错误以否定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否定四项基本原则，这决不是爱国主义，而是对爱国主义的污辱”，“它的锋芒是指向党，指向四项基本原则的”。文章最后指出：电影文学剧本《苦恋》的出现不是孤立的现象，它反映了存在于极少数人中的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资产阶级自由化以至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错误思潮。
　　随后，北京日报、文学报、红旗杂志、湖北日报、长江日报也都发表了批评《苦恋》的文章。最为踊跃的是《时代的报告》，它在增刊专门刊出了《苦恋》剧本，“供批判用”，在大街上叫卖。王府井大街南口的卖报人高声喊着：“哎！快来看反动作家白桦用眼泪向社会主义进攻！”
　　白桦回忆说，全国许多报纸、电视台、电台都播发解放军报的文章。事后分析，有些人的矛头公然针对的是胡耀邦。但是，还是有一些报刊没有转载，如《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文汇报》总编辑马达和福建省委书记项南等都抵制了转载的要求。
　　批判给白桦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也在不同的人心头造成不同的影响。刚刚由“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评反的贾植芳在４月２３日的日记中写道：前天《解放日报》转载了《解放军报》批白桦《苦恋》的文章，帽子一大堆，上纲法又来了，好像又回到了50年代或“文化大革命”前夕。他在5月21日继续写道，这是近来轰动国内外的一件大事，有人又想点火，但柴湿了，会燃不起来，反而熏起满天大雾，熏得点火的人满眼是泪。
　　作协党组书记张光年在５月７日的日记中写道，老教授们对解放军报批白桦文章很紧张，北大师生大都反感。
　　胡绩伟回忆说，批判文章一登，社会上以来“狼来了”，“文革”式的大批判运动又要来了，国内国外都引起震动，纷纷猜测我国的政治动向。文艺界更是议论纷纷，甚至有一些恐慌。
　　韦君宜在一个座谈会上说，在公共汽车上，人们说，是不是姚文元放出来了！海外华侨听说又要批《苦恋》，怕发展为反右运动，十分忧虑。
　　其实，同一时期受到批判的还有另外一位部队青年诗人叶文福，他的诗作《将军，不能这样做》，尖锐批评了军队高级干部的特权现象。他在离开军队后，到处演讲批评腐败现象及社会制度的弊端。在受到批判后，叶从此销声匿迹。
　　《苦恋》惹的风波要大得多。但是，思想解放路途中的这次批判，显然已经不可能再像文革时对《海瑞罢官》和《武训传》那样的大鸣大放和人身迫害了。

批判与文革不同
　　“我接到了雪片般的电报，都是支持我、声援我的。后来我一天收的信有几千封。”白桦说，这使他感到文革后与文革是大大不同了。“过去一个人挨批判，所有人都会离你远一点，现在大家公开表示支持。而且署名，包括地址电话，单位班组，毫不含混。”
　　一位内蒙古姑娘写信给他说，倘若这次“在劫难逃”，真诚地邀请他到草原上的蒙古包来，她会给他准备一双筷子。
　　一群在武汉市就读的大学生前往武汉军区大院，要求声援和保护白桦。其中一名学生将一个红包放在他的桌子上便转身离去。打开红包，里面装着一块石头。
　　“人们不再像文革时候一样，脑子连想也不想，就去参加批判。而且他们觉得这些批判的语气跟文革仍然别无二致，所以很反感。”白桦说。
　　事实上，对《苦恋》的批判一直有不同的声音，全国文联主席周扬说，白桦是一个有才华的作家，应该对作家采取帮助的态度，而不是对作品采取“枪毙”的办法。后来他又讲，社会要让作家要于讲话，敢于负责，而不是不敢讲话，不敢负责。这才是我们国家兴旺的景象。要人们敢于讲话，也难免要讲些错误的话，这也没有什么可怕，人们不敢讲话才是可怕的，危险的。
　　5月22日出版的《文艺报》刊发读者来信，认为对对《苦恋》的批判“采用了不够慎重的方法”，“使得社会效果适得其反”。“即使《苦恋》有原则性的错误，也只能实事求是、合情合理地分析，不能无限上纲”。
　　由于人民日报不转载解放军报的文章，有人认为胡耀邦是后台，把状等到了邓小平那里。７月１７日，邓小平召集文艺界领导谈《苦恋》批评问题，他说，《解放军报》对《苦恋》进行了批评，是应该的。缺点是，评论文章说理不够完满，有些方法和提法考虑得不够周到。无论《苦恋》作者的动机如何，看过以后，只能使人得出这样的印象：共产党不好，社会主义制度不好。这样丑化社会主义制度，作者的党性到哪里去了呢？
　　邓又指示，《解放军报》现在可以不必再批了，《文艺报》要写出质量高的好文章，对《苦恋》进行批评。
　　８月，有３００人参加的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召开，胡耀邦在会上说，《文艺报》要写出好的批评文章，对全国人民是个教育，对白桦同志也是个帮助。但他同时表示，为了避免围攻，批评还是适可而止的好，不要集中在一个人、一部作品上面。对白桦，还是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不要一棍子打死，他还是写过好作品的。但是，《苦恋》对人民不利，对社会主义不得，应该批评。
　　９月２５日，胡耀邦对文化部副部长陈荒煤说，《苦恋》的事情应该了解。１０月，胡又对《文艺报》负责人张光年说，批《苦恋》的事了结了。
　　《文艺报》发表了《论<苦恋>的错误倾向》一文，１０月７日人民日报予以转载。１１月，白桦以给《解放军报》和《文艺报》编辑部写信的方式，进行检讨。“检讨五次都没有通过，压力很大，后来检讨内容经过中央领导修改让我在上面签字。”白桦告诉南都记者。
　　检讨信在《解放军报》和《文艺报》刊登后，《人民日报》又予以转载。至此，《苦恋》风波归于平息。次年，因为《人民日报》副总编王若水发表了《社会主义异化论》一文，还将惹起一场风波，到１９８３年，中国还要进行一次清理精神污染的活动。
　　白桦并不认为这是一次正常的文艺批评，“正常的文艺批评应是没有党政干预。这次批判不惜惊动最高层，哪里是为了一个电影剧本的争论呢？”
　　在批判过程中，白桦并没有再遭受文革中那样的境况。5月25日，在中篇小说、报告文学、中青年新诗的优秀作品评奖会上，他的诗《春潮在望》获得了1979-1980年全国中青年诗人新诗奖。７月份他还应约在作协下的《新观察》杂志发表了《春天对我如此厚爱》一文。


人是不能够改变的
　　过去近３０年了。现在，白桦是居住在上海的一位霜发雪白的老人。你在南京路上看到一位老者穿着件黑色大衣，戴着顶鸭舌帽，背着台笔记本电脑，那也许就是他。１９８５年，白桦到了上海作协工作。
“我觉得人从根本上来讲，是不能够被改变的。”他说。
　　《苦恋》不是白桦写的第一部政治敏感题材作品，在“四人帮”被抓之后，他就创作了《曙光》，很长一段时间这个戏没人敢点头公演。在《苦恋》之前，他的另一部戏《今夜星光灿烂》已经被批判。凤凰卫视主持人鲁豫还问过他“怎么老是朝枪口上撞”？
　　“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如果没有一点点不同的声音，也是很遗憾的事情。”他说，“我相信，历史老人是公正的”。
　　其实，就在《苦恋》挨批过程中，１９８０年７月，白桦还在黄山笔会上说，“作为一个作家，是被人民抛弃掉呢？还是让权势者抛弃掉？在两者发生矛盾的时候，我只能站在人民一边。”
　　“我这个人是一定会出问题的，这是必然的。一旦我从虚伪走向真实的时候，那就是走向个人的灾难。但是我必须走向真实。”白桦说。
　　现在，老人依然在“走向真实”的路上，继续写小说、剧本，他的性格完全没有改过。１９９７年他写过一首诗《从秋瑾到林昭》，里面有这样几句：
　　我自己知道，即使把我放在砧上，
　　我都会像冰山那样沉重和冷峻；
　　虽然我的脸上挂着儿童般的天真，
　　那只是为了衬托鬼魅的狰狞。　　　　

    本文参考徐庆全《<苦恋>风波的前前后后》及本报记者黄长怡对白桦的专访。

日期：[2008年7月21日]   　　周丙杰家外的无障碍坡道。　　心目影院志愿者在引导盲人去车站。　　牛正午和一位精残人士为他画的像。　　智障人士赵立明在码信封，30个一撂，来“温馨家园”前他只能数到5，现在能数到30了，而且正在向40努力；周丙杰的家经过无障碍设施改造，他可以自己操纵轮椅出门了；每次到了“心目影院”放电影，盲人王秋生、杨春夫妇都会来听电电影。
　　在处处鲜花的7月北京，一些残疾人正在享受着奥运会、残奥会给他们带来的变化。
　　跑车的速度飙升。周丙杰坐在轮椅里，自由操纵。他戴着耳机，《极品飞车9》的音效在耳边轰响。鼠标边，是塑料尿壶。
　　在暑假里，他比平时更多地沉浸在这款追求速度和超越的游戏里。此时，他的父亲驾驶着公交车行驶在北京街头。七月的北京，处处鲜花。
　　7月15日，距第29届北京奥运会还有24天，距第13届残奥会53天。
　　周丙杰母亲王秀红在看电视。现在她不必再担心抱不动儿子出门。大门外修了平缓的斜坡和不锈钢栏杆，院内装有公园金属活动式斜坡，经过无障碍设施改造后，周丙杰可以自己操纵轮椅或由王秀红推着出门。到附近的河边公园坐坐，或是到超市看看。
　　5年前，被“进行性肌营养不良”病症折磨的周丙杰完全无法行走，坐上了轮椅。周丙杰每一次出门，王秀红都要喊东家叫西家，或者随便“抓”一个正从门前经过的居民，两三个人七手八脚把他从屋里抱到院外。这个过程可能让15岁的少年感到屈辱。
　　今年助残日前，周丙杰家进行了无障碍设施改造，卫生间马桶旁边还安了扶手，墙上安了折叠式浴凳。周丙杰不用再麻烦妈妈在卫生间照顾自己，这在过去难免有些尴尬。奥运会和残奥会即将举办之际，轮椅男孩周丙杰获得了行动的自由和人格的尊严。
　　2008年全国助残日的主题是：牵手残疾人，走进残奥会。北京的残疾人感受到了这种改变，公共场合完善无障碍通行有目共睹，奥运会、残奥会场馆为残疾人准备了专用通道。好处也直接“分配”到个人身上：海淀区成骨不全患者张燕燕获得了一张轮椅，宣武区盲人杨春家常积水的低洼处垫平了，朝阳区盲人马新宇听力也不太好，最近他将得到一副新的助听器。而在朝阳区高碑店社区“温馨家园”内，患精神分裂症的牛正午、王长河从劳动康复中体验到重返社会与人群的快乐。
　　去年，北京市对1530户重残人家庭进行了免费无障碍改造，今年上半年，东城区又有600户重残户进行此项改造。在去年9月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奥组委执行副主席、中国残联理事长汤小泉说，举办残奥会，给中国残疾人事业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
　　“温馨家园”
　　“牛正午刚来时非常冷漠，不跟人说话，现在他是没完没了地说，特愿意表达。”
　　7月14日上午，牛正午在专心地叠信封，其他十几位精残人士，有的在叠，有的在粘。信封上写着“北京市朝阳区高碑店乡人民政府”字样。智障人士赵立明把粘好的信封码好，30个一撂。在来高碑店社区康家园小区“温馨家园”之前，赵立明只能数到“5”，现在，他能数到“30”了。
　　牛正午今年23岁，两年前，他第二次参加高考，依然没有考上心仪学校，而且，分数更低。以前爱踢足球爱唱歌且“一根筋”的牛正午忧郁了，不再跟人说话，却听到总有人跟自己说话。经诊断，他患了偏执型精神分裂症。
　　那个并不存在的人固执地在牛正午看不到的地方絮絮叨叨，而且说的全是他的坏话。牛正午住了3个月的医院，但每月5000元的费用让家庭难以承受。他回到家，继续吃药，过了两年。两年间，所有的朋友都与他失去了联系，吃饭、看电视、睡觉、沉默。
　　2006年，朝阳区高碑店街道（乡）在康家园小区筹建温馨家园，投入500万元的温馨家园是高碑店街道10个重点工程之一。温馨家园是依托当地公共活动中心为残疾人提供综合性活动和服务的载体，残疾人不出社区就可以得到康复、教育、就业、社会保障、维权、生活照料、文体活动、托养等各项服务。目前，全北京市温馨家园共有1400多个（其中150个是示范点），可以覆盖北京市一半的残疾人，北京目前共有99.9万名残疾人。
　　去年5月份，在第十七个助残日，康家园小区温馨家园投入使用。11月份，牛正午被母亲带到了这里。当时家园正组织残疾人开联欢会，牛正午为大家唱了一首歌，“把我们所有人都震住了。”温馨家园职业劳动康复管理人员孟永红说。
　　可是新环境让牛正午发怵，“我有点害怕”，但逐渐地，大家都主动找他说话，“没有人会歧视你，彼此都一样”。牛正午开始喜欢上温馨家园。
　　“牛正午刚来时非常冷漠，不跟人说话，现在他是没完没了地说，特愿意表达。”“残疾人士来温馨家园之前都已经几年不出家门，在温馨家园的集体生活、工作其实是一个重返社会和人群的过渡、适应过程。”孟永红说，刚开始精残和智障人士都需要家人的护送才能到达温馨家园，半年之后，他们都可以自行前来了。
　　失去的世界正慢慢找回。老同学恢复了联系，牛正午又开始上网QQ聊天。现在，每天早上七点半，他从家里出发，步行半小时到温馨家园。8点半到九点，大家一起跑跑步做做操，九点到九点半，读书、看报，了解国家大事。之后是劳动康复时间，残疾人士一起粘叠信封。11点后，在等待吃午饭的这段时间，大家一起做游戏或者打纸牌。下午2点到4点继续粘叠信封。4点后，就可以回家了。
　　7月15日上午，结束劳动后，牛正午抱着一把吉他弹起来，赵立明与王长河则一个唱歌一个伴舞。赵立明拿着两把彩扇，扭起秧歌，这个舞蹈在高潮时有一个“高难度”动作，赵一腿向后高高跷起，上身伏下，用嘴把放在地上的一把彩扇叼起来。
　　去年11月，残联主席邓朴方到康家园小区视察温馨家园，赵立明表演了这个舞蹈，还与邓朴方合影留念。
　　赵立明是一位智障人士，温馨家园一启用他就被家人送到这里。34岁的赵此前一直到处捡垃圾，到温馨家园后他依然按自己的想法收拾和摆放办公物品，他刚来的那段时间里，孟永红上班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赵藏起来的东西找回来，比如赵通常会把桌上的材料放到柜子顶上。
　　赵立明刚来时只能数5以内的数，现在他能数到30了，目前正在练习数到40.
　　变化不同程度地发生在每一个人身上。47岁的王长河吃了30年的药，脾气粗暴，原来在家时常打骂父母，现在他情绪好多了，很少有过激行为；曹广富穿着上像个普通人了，没人再好奇地看着他，以前他经常戴着顶列车乘务员的帽子到处走。
　　康家园温馨家园劳动康复中心现在有16名精残、智障人士，目前已经有三人实现了就业。在孟永红看来，很多人都可以重返社会了。这些人都能享受到政府提供的低保，他们在温馨家园的午饭费用从低保金中扣除，这里还备有药柜，每个人吃什么药标注得很清楚。
　　年轻的牛正午认为这些药“挺毁人的”，温馨家园的作用比药物好。“我想重拾课本，以后读个夜大学什么的。”
　　无障碍改造
　　改造后，周丙杰可以自己到卫生间方便和洗澡了。
　　周丙杰5岁时，摔了一跤，很久才爬起来。他变得越来越爱摔跤，进行性肌营养不良随着年龄的增长显露出来。丙杰上到了三